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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狀元分布的文化背景

提要 狀元籍貫的時空變化,在歷史上有自北向南推移的趨勢。唐中期以前狀元主要出身于北方,南方籍狀元很少。唐中期以后,南方籍狀元數額逐漸增加,至明清時期形成絕對優勢。狀元籍貫地的時空變化主要受經濟發展影響,我國古代經濟中心南移決定教育文化中心也由北向南轉移。此外首都的位置、考試制度的沿革對狀元分布也有影響。狀元籍貫地理分布反映我國文化與人才的歷史地理特征,對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深遠的烙印。

關鍵詞 狀元 地理分布 文化背景

1.狀元在文化地理上的意義

科舉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選官制度,也是人才擢升的主要途徑。科舉考試雖然包納了一定的封建糟粕,但與以往的“世卿世祿”相比有了極大的進步。科舉考試的出現,使社會各階層人士,特別是下層文人,有進入仕途的機會,結束了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世襲壟斷。開科考試從隋代首興,到1904年盛行了1 000多年,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貌的重要人文基礎。

歷朝考試制度的實質是依照規定的考試形式與考試科目,在基本固定的時段與地域范圍內,按照考生比例與成績優劣,擢舉一定數額人選。考試內容、形式和科目以儒家經典文獻的釋解、詩文寫作、對國家大政的策問為主。在科舉考試中獲得進士乃至狀元的文人,必須具有深厚的經學、文學功底,對國家大政、治國治民方略有敏銳觀察力與獨到見解。科舉考試的前提是教育。重視教育這一觀念的形成與對教育的投資是需要一定的社會背景,地方社會政治、經濟、習俗都與教育的成功與否有關。本文即試圖通過對歷代狀元籍貫的分析,來探討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人文地理問題。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所指的“北方”、“南方”維持了省區的完整,沒有嚴格按照秦嶺—淮河這條自然地理界限去劃分。

狀元指進士殿試第一名,也有的朝代略有變化,如唐代也將明經第一名稱為狀元。為了研究方便,本文一律采用進士殿試第一名為分析樣本。隋代文獻中有關內容的記載基本缺失,故本文的研究時段始于唐,迄于清,不包括隋代。在這些朝代中又以統一王朝為基本分析對象,分裂時期地方政權所舉行的科舉考試,參考人員大多來自地方政權所轄范圍之內,籍貫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不具備全國意義。

2.狀元的地理分布特征

據文獻記載中國歷史上共產生狀元700多名,但在文獻中明確著錄籍貫的只有378名(表1,圖1),這378名狀元籍貫的地理分布與時空變化主要有如下特征:
  (1) 自唐至明清,狀元籍貫地理分布具有明顯自北向南逐漸推移的趨勢。唐宋兩代來自北方的狀元共68名,占全國總額的61%;南方籍貫的狀元僅44名,占全國總額的39%,北方籍狀元占明顯優勢。元明清三代狀元籍貫的地理分布與前代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一時期全國共有狀元194名,其中來自北方的僅26名,占全國總額的13.4%;南方狀元則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貫狀元在數額上形成了絕對優勢。

1 南宋至明清時期狀元籍貫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origins of Zhuangyuan from Nan Song Dynasty to Ming, Qing Dynasty

(2) 狀元籍貫的地理分布與時空變化在上述南北區域變化的大背景下,表現出向少數州府集中的趨勢,根據文獻記載,歷代狀元人數最多的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地方,即今江蘇省蘇州市及其屬縣吳縣,共出狀元27名,居全國之冠,狀元數額次于蘇州的有浙江杭州、紹興兩地,共出過7名狀元,歷史上出過5~6名狀元的是江蘇昆山、無錫、武進,浙江湖州,福建莆田,河南開封。這些狀元相對集中的州府,多數位于江浙一帶,屬于北方的州府只有開封一處。

(3) 古代狀元分布顯示家族優勢,見于文獻記載,出于同一家族的狀元,或父子、叔侄秉承,或以兄弟相接,大概有十余對,南北各地均有分布,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仍是蘇州、吳縣一帶,共有三對父子、兄弟。

1.歷代狀元籍貫表

Tab.1 Geographic origins of ZhuangYuan in history 

地區

五代

北宋

南宋

北方小計

40

6

28

 

6

14

5

11

10

河南

15

 

16

 

 

1

2

2

1

河北

11

1

 

 

4

5

2

3

3

山東

3

3

9

 

1

4

1

4

5

山西

4

1

2

 

 

3

 

 

 

陜西

4

1

1

 

 

 

 

2

1

甘肅

3

 

 

 

 

 

 

 

 

黑龍江

 

 

 

 

 

1

 

 

 

遼寧

 

 

 

 

1

 

 

 

 

南方小計

17

10

27

74

 

 

2

78

88

江蘇

7

1

4

4

 

 

 

17

27

浙江

 

 

2

11

 

 

1

20

20

福建

 

2

7

11

 

 

 

10

3

江西

2

1

3

3

 

 

 

18

2

安徽

1

2

2

2

 

 

1

6

7

四川

4

1

5

1

 

 

 

1

1

廣東

 

1

 

1

 

 

 

3

1

廣西

2

1

 

 

 

 

 

 

2

湖南

1

1

 

1

 

 

 

1

 

湖北

 

 

 

4

 

 

 

2

3

貴州

 

 

 

 

 

 

 

 

2

本表資料主要來源于兩《唐書》、新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各正史人物傳,《唐才子傳》、《登科記考》、《明清進士提名碑錄》以及宋元以來主要地方志。

 

3.狀元分布的區域經濟背景

狀元籍貫的時空變化顯示出與區域經濟發展進程基本吻合的變化趨勢,隨著古代經濟中心從黃河流域向江南地區轉移,文化中心與人才密集區也作相應的變動。

中國古代最早開發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這里不但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也是古代政治、經濟中心。東漢以后北方頻繁的戰亂,使黃河流域的經濟受到沉重的打擊,唐代前期雖然有所恢復和發展,但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北方又陷入戰亂之中,經濟再次受到破壞。隨著人口流動與南方經濟區的開發,經濟中心不斷向江南轉移,這一轉移過程從唐代至北宋末年“靖康之亂”基本完成。在這樣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地域人才集團的分布也出現相應的變化。唐代明確著錄籍貫的狀元共42名,北方有25名,約占60%。“安史之亂”前,北方人所占比例更大,755年前著錄籍貫的狀元共8名,其中北方人7名,占總額的87.5%。南方人才的大量出現則是唐后期的事情。大約從唐武宗會昌年間(即843年前后)南方狀元人數逐漸增多,從843年至907年唐亡,64年中南方籍狀元11名,約占這一時期狀元人數的31.4%,與會昌年間之前北方人占絕對優勢形成鮮明對比。南方各地中又以江南人數最多,在11名南方籍狀元中出身今江蘇蘇州、吳縣一帶就有7名。唐后期南方籍狀元數額不斷增加,與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經濟地位逐漸提高有直接關系。

北宋時期全國經濟中心南移已成定局,宋初太平興國年間規定通過汴河運至開封的南方漕糧為400萬石,而整個黃河流域通過黃河、惠民河、廣濟河運至京師的糧食僅200萬石,南方的漕糧數額占總額的66.6%。至道年間與大中祥符年間規定,南方漕糧從400萬石增至580萬石,后由580萬石增至700萬石。巨額漕糧主要來自江南地區,北宋大臣包拯說:“東南上游,財富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也。”在江南成為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中心的同時,浙江、湖南、湖北、四川以及福建、兩淮的開發程度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南北方之間人才數額的對比更加懸殊。

北宋時期明確著錄籍貫的狀元共56名,其中北方籍8名,南方籍27名。自唐中期以后,雖然國家的經濟中心移向南方,但人們并沒有完全擺脫“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的觀念。北宋趙宋皇族與主要大臣都是北方人,盡管他們在經濟上主要依賴江南,但政治上并沒有對南方知識分子給以足夠的信任,宋初太祖、太宗兩朝,宰相都出于北方,觀念上的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北方狀元數額,尤其北宋前期表現非常明顯。出身陜西籍的寇準認為“南方下國,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狀元人選的最后確定時竭力主張將南方籍文士肖貫中更易為山東平度人蔡齊,并為此而逢人便夸口:“又為中原爭得一狀元。”朝廷上南北之爭從真宗朝持續到仁宗朝,這樣的爭論嚴重影響了人才擢舉的公正性,致使朝中一度“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沉淪者多”的現象。隨著南方經濟不斷發展,人才集團不斷涌現,面對這樣的事實,朝廷再不能輕視南方知識分子的作用,南方籍官員與狀元越來越多。北宋時期明確著錄籍貫的狀元共57名,以仁宗朝為界,仁宗以前27名,其中南方籍的共6名,占21.4%;仁宗以后30名,其中南方籍21名,占70%。自唐中期以來,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人才集團不斷出現這一事實,不但通過狀元籍貫,而且在進士籍貫中同樣可以反映出來。美國學者John W.Chaffee在他所著的《宋代科舉》一書中曾將北宋時期進士籍貫進行了統計,通過他的統計,可以看出北宋時期進士時空分布表現出兩個特點:

(1) 時間上,北方籍進士比例越來越小。John W.Chaffee的統計中將960年~1126年的北宋時期劃為6個階段,在這6個階段中北方籍進士數額以及在全國總額中所占比例逐段減少。960年~997年北方籍進士在全國總額中占28.4%,1101年~1126年僅占0.08%。

(2) 空間上,進士籍貫最集中的地區是福建、兩浙、川峽、江西、江東,這些地方除川峽相當今四川,地處西南地區,其它幾路就是古人通常所說的“東南之地”,這里既是國家財富的主要出處,也是人才之淵藪,北宋時期出身于這里的狀元占狀元總額的36.8%,而進士則占87.6%。

江浙一帶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已毋庸贅言,需要說明的是川峽與福建兩個地區。川峽基本包括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這四路中梓州所轄地帶即今南充一帶,梓州和成都府是川峽地區開發最早,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宋代四川籍的狀元與進士主要來自這里,其中著錄有籍貫的狀元60%是出身這兩路的,進士則占川峽四路的92%。福建多山少地,自然條件并不理想,但沿海平原地帶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是江浙一帶進入閩粵的重要通道,泉州又是全國主要的通海港口,信息靈通,交往方便,這一切都為人才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如福州人“其俗尚文詞”,興化人“以讀書為故業”,泉州人“素習詩書”,歷朝出身于這里的狀元、進士都居全國前列。

明清時期南方人才比重進一步上升,明代全國著錄籍貫的狀元89名,南方籍78名,占87.6%。清代全國著錄籍貫的狀元99名,南方籍88名,占88.9%。明清時期南北方的狀元數額不但相差懸殊,而且在擢取時所表現的地域偏見與北宋時期正相反。明代陜西籍狀元呂楠的考卷,在會考中被陜西籍考官康海列為第一名,另一名南方籍考官王鏊卻將其排在第六,康海為此與王鏊爭辯時說:“呂楠的文卷沒有人能比得上,只因他是北方人,就壓抑他的名次,是不公平的。”清代北方籍狀元更少了,因歷科狀元都為南方文士,1761年在閱卷大臣進呈的前十名文卷中,乾隆皇帝將排在第三名的陜西籍文士王杰易為第一,清朝一代西北諸省僅出了這一名狀元。

明清時期狀元集中出現的省仍然是江蘇、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明代這幾省所出狀元占全國的72%。與狀元分布相對應,進士也主要集中在這幾省。明清時期在江浙、福建等地人才保持全國之冠的同時,兩廣人才數額開始增加,明清時期這里共出6名狀元,進士人數也不斷提高。珠江流域開發較晚,但明清以來開發速度卻很快,明代這里已經成為與黃河、長江流域并列的又一個重要的經濟區,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才不斷涌現。清代后期,來自嶺南的人才越來越多,像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不但在清代科舉考試中名列金榜,而且對中國近代史發展也起過重大影響。

交通沖要地帶所經過的城邑具有經濟發達,信息靈通的優勢,成為孕育人才的有利條件。對于這一點廣西桂林最為突出,唐代桂林曾出過2名狀元,清代也出過2名狀元。唐代包括廣西、廣東在內的嶺南大部分地區都是犯人流放的地方。這種情況直到北宋時期仍然沒有多大改變,大部分“元佑黨人”都被流放到這里。但桂林的情況卻不同,首先這里自然條件有與嶺北相近的特征,全無煙瘴之氣。另外這里的開發程度較高,宋代這里的人口密度比廣州還大,而對這里開發進程起決定作用的是交通條件。桂林正當湘桂通道的要沖,雖然翻越南嶺有數條道路可行,但由湘江經靈渠,下漓江是從兩湖地區進入嶺南的重要通道。過客行人,來往官吏都以行經桂林為多,在這里造成一種不同于嶺南其它地區的人文環境與文化氛圍,為人才的造就創造了條件。

4.狀元分布的文化教育背景

一個地區內人才集團的出現是以教育為前提的,而教育的成功與否與地區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關系。一般來講經濟發達,教育投入也相應增多,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機率增大,成才的機會也多。經濟發展程度、教育、人才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經濟、教育是決定人才集團出現的前提,江浙、福建、四川等地既是人才最集中的地區,也是古代教育興辦最好的地方。John W. Chaffee在他的《宋代科舉》一書中將各地興辦的學校作了統計,人才出現率最高的兩浙、兩江及福建等地,各類官私學校的數額以及設立學校的州縣在本地區所占比例都在全國居于前列,三省州學普及率均達100%,縣學普及率則超過80%。最為可觀的是三省所設私學竟占全國的72%,三省之外南方各地的教育投入都普遍大于北方,州學普及率達100%,縣學普及率超過90%的均在南方。

2 宋代各路官私學校

Tab.2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schools during Song Dynasty 

州學

州學%

縣學

縣學%

私學

州學

州學%

縣學

縣學%

私學

永 興

8

44

12

14

4

夔 州

5

36

7

22

3

秦 鳳

9

56

4

14

0

兩浙東

8

100

38

90

51

河 東

11

41

18

22

1

兩浙西

8

100

37

97

26

京東東

8

89

11

29

2

江南東

9

100

31

82

53

京東西

7

70

12

28

5

江南西

11

100

57

100

95

京西南

8

89

7

23

0

福 建

8

100

48

100

85

京西北

6

60

10

16

6

淮南東

11

92

10

26

0

河北東

7

37

7

12

0

淮南西

8

80

11

33

8

河北西

9

47

24

37

3

荊湖南

10

100

36

92

36

成都府

11

69

26

45

10

荊湖北

13

93

29

52

17

梓 州

13

87

18

33

8

廣 東

15

100

25

58

3

利 州

8

80

9

24

2

廣 西

23

82

26

40

14

 

資料來源 :〔美〕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 .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 1995. 6

 

明清時期除邊疆個別地區,全國大部分府縣都設立了官學,民間以私學形式出現的各類學校,在數額上南方仍占絕對優勢。以書院為例,見于《大明一統志》記載全國有書院308所,長江流域各省達230所,占全國總數的84%,北方各省僅有書院48所,占15.6%,南北之間形成極大的反差。此外各地風俗一旦形成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南方各地,特別是江浙一帶勤于詩書,習文重儒,早已成為民間通行的風范。這一點對于促進當地教育投入與人才培養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官方的布化,是造就南方人才集團不斷涌現的關鍵。

5.狀元分布的政治背景

經濟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也在某些方面影響著人才的分布,國都以其自身特點,對人才分布施加的影響即屬于這一方面。

國都既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與文化中心。無論古代還是當代,國家級的教育機構都設在這里,設備完善,信息靈通,制度健全,對培養人才有極大的便利。此外科舉制度產生后,科舉成功者往往被吸收進入官僚集團,在國都所在地任職。他們中有不少文化精英,這些人所構成的文化氛圍,對各地文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成為人才薈萃國都的一個重要因素。唐代西京長安共有狀元2人,約占唐代總額的3.85%,東京洛陽有狀元3人,占唐代總額的5.7%,宋代國都開封共有狀元3人,約占宋代總額的5.5%,明清時期在北方狀元數額大為減少的情況下,國都所在地北京的轄區內,仍然各出一名狀元,相對北方其它地區顯示出明顯的優勢。

除這些明確記載籍貫在國都者,還有一些人的籍貫雖在外省,但已幾代生活在京都,所受的文化教育完全是在都城背景下進行的。具有這種情況的如唐元和元年(806年)所點狀元武翊黃,籍貫本為河南緱氏(今河南偃師南),因父武元衡是朝中宰相,自幼隨父居住在京中。元和九年所點狀元張又新籍貫本為河北深州(今河北深縣西),父祖兩代俱在朝中為官,全家累代居住在京中。清代狀元崇綺著籍為蒙古正藍旗,后賜為滿洲鑲黃旗人,其父賽尚阿為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全家都在京城居住。類似這樣的實例還很多,總之國都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對于造就與吸引人才有著極大的優越性。

6.考試制度對狀元分布的影響

中國古代各地人才分布的實際情況,比科考提名榜所反映的籍貫來源更不平衡。科舉考試主要分3個階段,即鄉試、會試、殿試,參加鄉試之前必須經過童試,取得生員資格,才能去省里參加鄉試。鄉試中取者稱為舉人。從宋代起南北之間人才數額相差越來越懸殊,為了保證最終所取之士不被南方籍文士所壟斷,宋代規定了各地舉人的名額。由于各地舉人配額相差不大,而參加鄉試的生員人數卻多寡不一,最后就產生如歐陽修所說的那樣,東南州軍“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十人取一人”的現象。為此宋人自己已經意識到“士人之盛,無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極少,不無遺才;其京東等路薦送之數太寬,濫得者眾”。明清時期繼續沿用此項制度,明初“京師行省各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福建、江西、浙江、湖廣皆四十人”,以后各省名額又各有增易。清初規定各省鄉試名額為:順天府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70名,湖廣106名,江西113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東90名,廣東86名,廣西60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陜西79名,云南54名,貴州40名,后來各省名額都有增易。

除鄉試中規定名額外,從宋哲宗起在會試中即實行南北卷制,明清時期同樣沿用了此項制度,明代規定南、北、中卷,其中屬于南卷的是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為順天府、山東、陜西、河南、山西,中卷為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最初規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后來又改為南北卷制,四川歸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均取150名。清代實行南、北、中三卷制,各地區歸屬的卷類與名額基本與明代相仿。通過會試的人選呈送皇帝,參加殿試,從中產生進士、狀元。在這三個階段的考試中,通過對各地取士名額的限制,南北之間人才分布的實際不平衡被掩飾了很多,如果沒有這些規定的限制,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比文獻中記載的更為顯著。

7.結束語

綜上所述,區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中國古代人才分布的基本特點。唐中期以前各類人才主要出在北方,唐中期以后人才集團大量出現在南方。造成這樣人才分布特點的因素很多,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地區經濟的發展程度。農業是中國古代的立國之本,經濟發達區就是農業發達區,而農業生產由于自身的特點,對自然環境有強烈的選擇性與依賴性,土地肥沃,地勢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谷地帶都是發展農業生產的有利場所。中國古代對于這些地帶基本遵循由北向南,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的開發進程,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人才集團亦表現出同樣變化趨勢,即從北重南輕,南北平衡,到南重北輕。此外中國自然地理東西之間的差異,也同樣成為人才均衡分布的障礙,以太行山一線為界,此線以西所出狀元比例僅占歷代總額的8.4%,大量人才都集中在東部地區,在全國構成東南人才優勢。在論述歷代人才形成的地理基礎中,還有兩點需要說明,雖然一個地區人才的大量出現與當地的經濟直接相關,但地方傳統與社會習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個地區一旦形成某種觀念與傳統是不易改變的,它將以特有的慣性推動著人們不斷運轉。

一個地區文化人才出現的高潮往往滯后於經濟發展高潮,這是因為作為創業的一輩主要致力于財富的積累,而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出于改變身份與保護家財的需要,文化教育才體現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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